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国民党政权濒临全面崩溃。为挽回败局，加强西南地区的军政部署，蒋介石采用“黔人治黔”的方法，调遣他认为可依赖的原宪兵司令、安顺人谷正伦为贵州省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原首都警察厅厅长、安顺人韩文焕为保安副司令，原云南省警备总司令、兴义人何绍周为第六编练司令兼四十九军军长，别动队队长、龙里人刘伯龙为八十九军军长，招兵买马，扩充部队，加强反共部署，企图在贵州作最后的挣扎。在上个世纪之初，卢焘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无疑是一位叱咤风云的斗士。他早年先后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讨袁（世凯）护国运动。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任命卢焘为贵州省省长，兼任黔军上将总司令。后来，他不愿卷入国民党复杂的政治风云，提前退出军界。同仇敌忾、带头捐枪，表现英雄为维护好社会治安的决心。1949年深秋，卢焘受民众之命出任“贵阳临时治安管理委员会”主任，在人民解放军秘密联络员曾友新、中共贵州地下党工委负责人司元良和年轻新党员杜鹃的领导下，组织“临治会”积极开展护厂、护城、护桥、护路，稳定民心、保障供给、防敌破坏等项工作，社会治安大为改观。然而，坏人仍是有恃无恐，继续乘火打劫，荷枪实弹的刘伯龙89军的官兵们正在发战乱财，他们显然把共产党领导的“临治会”和卢焘看成眼中钉、肉中刺，欲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此时此刻，为维护贵阳的社会治安日夜操劳的卢老将军在思考一个问题：“在兵荒马乱的年头，仅靠宣传、仅靠我们赤手空拳的民众团体来维持社会秩序，市民仍然不放心，就是我们这些组织者，心里也不塌实啊。”他的几句至理之言提醒“临治会”各位成员，在这非常时期，必须设法筹集一些武器，组织必要的自卫武装，对敌人、对坏人才有威慑力，这才是维持治安的基本保证。在“临治会”办公室，大伙知道筹集武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可是到哪里去“集”呢？谁会“带”这个头呢？此时此刻，成竹在胸的卢老将军打开抽屉，取出他那支珍藏多年的左轮枪，摆在桌上：“这是孙先生特别嘉奖给我的一件纪念物，今天交给临治会，让它为贵阳民众立一点儿新功吧。”这一举动，立即震惊四座。紧接着，为了解除民众集枪的后顾之忧，卢老提议：“由我和张参议长为集枪者担保,签字盖章。”到底是一名老将军，办事雷厉风行，立即从衣袋里掏出早有准备的一枚印章：“凡送来的枪支，一律打借条，盖上我和张彭年的印鉴，由我们负责，有借有还。”在卢老带头捐左轮手枪的实际行动影响下，仅一天，“临治会”就筹到各类长短枪支462支，子弹42箱，手榴弹4箱。“临治会”的自卫武装队伍扬眉吐气了，自信心足了，他们扛上枪巡逻在厂区、街头，给老百姓吃了定心丸，也给图谋破坏厂房、仓库、桥、路的刘伯龙部队造成了威慑和制约，继而才赢得了保卫电厂、保卫弹药仓库等自卫战斗的胜利。威武不屈，临危不惧，表现了卢焘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剧中有三场戏完美地表现了卢老威武不屈，临危不惧的英雄气节，进一步升华了英雄的品格境界。刘伯龙妄图按“委座”旨意在垮台之前大肆破坏贵阳的生产、生活设施，大捞财物的阴谋一个个被“临治会”识破并阻挡，他把“临治会”和卢焘看成必须急于铲除的心腹之患，他们直逼临治会办公室向卢焘发难，提出“为我89军筹集二十万银元作军饷”的无理要求，并直冲着卢焘发出挑衅式的言语：“哼，我看就是有人不买账！”“我的枪是经常走火的！”面对上门找麻烦的刘伯龙一而再，再而三的恐吓，卢焘怒眼一睁，像一头发怒的雄狮，一语中的：“这是敲诈！”刘伯龙直言：“老子就是敲诈,，今天非要不可！”瞬间，敌人的几枝枪口对准了卢焘，只见他老先生面不改色，神情镇定，轻蔑地一笑：“吓唬我！？你还年轻了点。娃娃,，我玩枪的时候，你还在穿开裆裤呢！”更为精彩之处是当刘的帮凶连长将手枪对准卢的脑袋，疯狂地吼道：“我就要开枪了！”卢焘冷静地回头怒视着这位草包连长，喝斥道：“放下你的吹火筒吧！我一个身经百战、从战火硝烟中走过来的老将军，难道还会被你一个无名之徒吓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