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吶鷗身為日治時期土生土長的台灣人，為當時台南柳營望族出身，13歲畢業於台南長老教中學，之後轉入東京青山學院中等學部三年級。1926年（大正15年）遠赴日本青山學院高等學部文科就讀，並於同年轉赴上海。流利的日語，讓人誤以為他是日本人，一口笨拙的閩南腔普通話又常被當成福建人。他在生命即將殞滅之際，卻是以日語悲壯地吶喊道別。 從照片來看，他穿戴講究，頗有公子哥的作風。上海的社交生活，來往之間有中國人，台灣人，也有不少日本人，他總能從容大方地周旋其間。多數時候他不太談自己的背景，舉凡從哪裡來，出生年月，即使是熟識的友人也是不曾提過。劉吶鷗給人有個印象，他似乎是：1/3是上海人，1/3是日本人，1/3是台灣人。 劉吶鷗來到上海，無疑追求著一個自己的夢。他在上海辦雜誌，拍電影，追逐未竟的法國夢。上海租界成就了他，給了他最浪漫的生活。他一生所追求的，不外乎一種都會風情的文學及電影創作。上海「孤島」的複雜政治現實，似乎對他沒有太多意義。拍電影也是為了心中的藝術理念，他不管電影公司老闆是誰，國民黨、維新政府、汪政府或日本侵略軍閥，只要能夠讓他拍出「未來的純粹藝術的、自由的」電影，他就全心投入。 劉吶鷗對於為政治服務的電影，感到不屑。至於接任「國民新聞」社長， 從來不 是想投效汪精衛旗下，求取功名利祿，更重要的是因為好友穆時英就死在這個位子上，留下一個攤子，想繼承好友遺志，才情義相挺。這樣一個為了單純理想而奮鬥的人，在各種機緣下現身於一九二、三○年代的大上海，卻也無法自主地身陷，各方政治勢力的慘烈鬥爭中，最終將36年的生命付諸「魔都」上海，客死異鄉並蒙政治污罪。 劉吶鷗充滿傳奇的一生、他的璀璨夢景、悲劇命運，都令我們不勝感嘆之外，更可成為當今台灣社會的一個歷史借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