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三年起，电影导演彭小莲和从事媒体教学的魏时煜拿起摄像机，开始追溯这场新中国最大的文字狱。五年时间里，她们走访了26位胡风分子，40多个家庭，10多个已逝“胡风分子”的亲友，300多小时的拍摄素材，100多万字的访谈记录。她们收集了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人民日报》上400多篇与批判胡风分子有关的文章与漫画。她们走了大半个中国：阿垅在天津住过的新疆路、关押过“胡风分子”的北京安福胡同、上海提篮桥监狱、四川的川东监狱和川西劳改农场、胡风和妻子梅志住过的苗溪农场，全都采录实景。拍摄过程中，王戎、梅志、白莎、冀汸夫人殷容仙、胡征、耿庸、彭燕郊、王元化、贾植芳、何满子、绿原，一个一个去世了 。导演之一的彭小莲来自上海，她的父亲便是当年被扣以“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党内的代言人”罪名的彭柏山，时任上海市市委宣传部部长，也是官职最高的“胡风分子”。彭柏山入狱时，彭小莲两岁。一九六八年，彭柏山死于造反派的毒打，彭小莲十四岁。在一本记录父母故事的文集《他们的岁月》中，彭小莲描述她成长记忆中的父亲。正是这位时常缺席的父亲，最终引发了《红日风暴》的诞生。一九八五年六月，胡风去世，彭小莲代表彭柏山全家参加了胡风的葬礼。在影片旁白中，她说：“当时，我已经当了电影导演。胡风分子们希望我拍一部电影，记录 胡风事件和我的父亲。想到要重新回顾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我当时感到恐惧。一九八九年，我再一次选择逃避。到了纽约，我以为从此就可以忘记远在中国的过去。但是往事却像电影镜头一样，经常在纽约的街头闪现。”“一九九六年母亲病重，我赶回上海。在她的病榻前，我们共同回忆起了父亲。母亲第一次述说了那么多残酷的故事，我才终于明白了他们是怎样经历了那一场又一场的红日风暴。”此时，彭小莲已是知名的剧情片导演，同时，她又曾师从日本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并完成小川遗作《满山红柿》。魏时煜是彭小莲的好友，文革后成长于中国大陆，在加拿大获比较文学硕士和电影研究博士，现任教于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她们两人，一个因为背负在身的历史记忆，一个因为帮助好友的义气，共同扛起了摄像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