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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靡全球的《鱿鱼游戏》,拿捏住了这三要素!

第一制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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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19日刊总第2449期

“《鱿鱼游戏》无疑成为奈飞最受欢迎的非英语剧集,并很有可能成为公司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剧集。”流媒体巨头奈飞联合CEO泰德·萨兰多斯的一席话概括了奈飞自制韩剧《鱿鱼游戏》强势表现。

自9月17日开播以来,《鱿鱼游戏》除了拉动奈飞的全球付费用户数外,更是直接拉动股价,与《鱿鱼游戏》开播日相比,奈飞的市值增加了约192亿美元。

在奈飞流媒体服务覆盖的地区里,《鱿鱼游戏》最高占据了83个地区的热度第一,正在成为奈飞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网剧之一。它的巨大成功,实属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可以说,《鱿鱼游戏》拥有一部现象级作品所需要的三元大素:韩国影视产业高度工业化制作带来的品质保证、韩国演员近年来在国际舞台的频频亮相再加上奈飞强有力的国际推广,剧集的大热更像是一次内容、平台和韩流三方相辅相成的成果。

 

“极简主义”的游戏,

意味深长的游戏场景设计

《鱿鱼游戏》是一部反乌托邦、大逃杀的惊悚悬疑剧,它讲述了456名深陷巨额债务和经济绝望的失意普通人,突然接到神秘邀请,去孤岛参加一场生存游戏,赢得比赛的奖励是天文数字般的巨款——456亿韩元,但挑战失败的代价是——生命

熟悉悬疑剧情的观众会发现,《鱿鱼游戏》中的“生死游戏”的情节设置并不新颖,早在2000年,日本惊悚片《大逃杀》就成为该类题材的开山鼻祖,去年奈飞投资的日剧《弥留之国的爱丽丝》也采用了相同的套路。《鱿鱼游戏》不算创新的题材为何能俘获观众?

导演兼编剧黄东赫接受采访时表示,“看《大逃杀》和《欺诈游戏》漫画书时我就会浮想联翩,要是自己去参加这些比赛会怎么做?得到的结论就是那些游戏的规则都太复杂了,我构思《鱿鱼游戏》时,一上来就想好了全都要用小孩子的游戏。”与同类型作品不同,《鱿鱼游戏》并没有在游戏环节大作文章,而是奉行“极简主义”,以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流行于韩国的儿童游戏一二三木头人、椪糖、拔河、打弹珠、玻璃桥和鱿鱼游戏作为通关凭证。

当游戏规则简洁到一目了然,故事的中心就不再是“玩游戏”本身,而是将绝大部分笔墨刻画在善与恶的人性博弈之上。充满童真、梦幻的游戏世界和充满杀戮、血腥的暴力世界,两个看似矛盾、有着极大反差的平行世界,在这个神秘孤岛上融合,制造了强烈的视觉冲击,成为该剧收视火爆的重要原因之一。

比起游戏本身的惊险与烧脑、感官刺激,《鱿鱼游戏》的每一轮游戏都更加重视场景的设计,包含色彩、游戏道具作为一种符号出现,背后的含义值得观众仔细观察。在“123木头人”游戏中,巨大的娃娃装置衬托出人的渺小,使得人快速服从规则。在第二局抠“椪糖”游戏中,游乐场装置并无实质作用,让观众意外的是小孩玩的滑梯上会滑下一具尸体,刺眼的血迹与马卡龙背景色形成强烈的对比。前两局游戏空间中,唯有天空是真实的,四周被布景包围,高墙之中布满枪。

在最后的游戏中,三位最后的玩家坐在偌大的三角形长桌上,圆形台、西洋棋盘的黑白格元素,将最后的博弈搬上舞台。四周墙上是之前5轮玩过的游戏,这里的仪式感越强,越使人紧张,显示出一种宿命的荒诞感

 

现代社会寓言故事,

没有绝对的公平

《鱿鱼游戏》有着典型的韩国现实主义作品印记。与《寄生虫》一样,作品中处处可见隐喻与讽刺,阶级分化、贫富差距、外来移民等问题都有所提及。如同导演兼编剧黄东赫所说:“我想写一个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寓言故事,描述一种生活中的极端竞争。但我想用生活中真实人物,这些人物就穿梭在你、我、他之间。”

鱿鱼游戏的规则一再强调“平等”,作弊者也会被处死,即使这样,不平等也始终存在。社会的“游戏”也是如此。在一场游戏中,男二曹尚佑在挑选队员的时候,主观地把女生当做不利因素。讽刺的是,这场游戏刚好就是拔河是最重要的。在团队里有3个女生的不利情况下,最终凭借着老人的经验和男二的头脑险胜。在过天桥的游戏中,再怎么精心算计,没有主角光环的话,活下来的概率也只有1/32768。

此外,在《鱿鱼游戏》中,男二号曹尚佑的背景是首尔大学的高材生,但是却并不高尚,编剧将他设置为重要的反派,似乎也间接证明了社会中对“高学历”“高薪资”的人带着有色眼镜。

值得玩味的是,《鱿鱼游戏》第二集名为“地狱”,主角们通过“公平”的投票,终止了这场荒诞的游戏,逃离了“地狱”。但是回到现实后,才发现,现实生活才是看不到希望的地狱。与其在现实生活里承受苦痛,不如回到比赛现场,在那里至少还有一丝希望。而一群成年人在儿童游戏中寻找庇护,他们认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了主动权,进入到更加公平的世界。

 

奈飞的助推和世界范围内的群体焦虑,

构成了《鱿鱼游戏》的爆火

《鱿鱼游戏》如今风靡全球让人很难想到,剧本其实早在2009年就已完成,但在此后10余年里,黄东赫被众多制作方以“过于血腥”“不具备商业价值”为由拒绝数次。当《鱿鱼游戏》在世界各地触发火热效应之时,韩国国内一场“奈飞用200亿韩元赚了28兆韩元”的争论也甚嚣尘上。不少人指责在《鱿鱼游戏》取得巨大成功后,韩国制作方却无法参与收益分成的政策,同时也有声音表示,若不是奈飞,《鱿鱼游戏》的剧本仍尘封在抽屉里。

本土化向来是奈飞进军海外市场的冲锋号角,这一点在韩国尤为明显,流媒体巨头并不吝啬于投资,奈飞曾透露进入韩国市场三年来已投资了80多部韩国影视作品,总投资额达到7700亿韩元,并计划追加5亿美元。与此同时,奈飞对于内容方面的“放手”给予了创作者自由广阔的发挥空间。就像另一部自制韩剧《王国》编剧金银姬说的那样:“他们从来没有对我发过去的剧本说不,反而很好奇故事接下来的发展。”

除了奈飞的助推,《鱿鱼游戏》之所以能够击中全球观众的原因,其实和疫情带来的冲击息息相关。《鱿鱼游戏》发生在与世隔绝的孤岛之中,故事发生在封闭的空间,在疫情还没有完全消散的当下,“封闭空间”更能激发人们的焦虑,如果没有疫情,《鱿鱼游戏》很难有现象级的讨论。

此外,年轻人日益严峻的债务问题,大众对金钱以及权力的渴望,这是《鱿鱼游戏》风行世界的根本原因。近年来,韩国家庭的总负债额已经和韩国的年均GDP持平。2016年,20多岁人群的平均家庭负债率达到2400万韩元。到今年,韩国家庭的负债率已经超过了韩国总GDP的5%。也就是说,韩国所有人一年的所有收入的总和也填补不了他们的负债,每个人就算一年不花一分钱,也无法还清负债。2019年,韩国的出口额同比下降10%,并且连续三年下滑,疫情之后全球经济受创,韩国同样进入困局。

总的来说,《鱿鱼游戏》在奈飞的助力下,折射出世界范围内产生群体的焦虑,利用韩国对社会不平等和机会减少的深刻感受,赢得了全球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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