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脑外科医生Henry Marsh于 2007年到乌克兰给一位患脑肿瘤的年轻患者进行肿瘤切除手术的过程。脑肿瘤的切除可说是外科手术中风险最大的一种，即使患者性命无忧，也很可能因为手术中意外伤及正常的脑细胞而丧失人体的重要功能，比如 视力，行动能力，甚至思考能力。主人公March医生是个典型的英国小老头：粗大的老式黑边圆眼镜，裤管挽进长毛袜里打扮得如同一个牧羊的老农民，骑着个二八的黑笨 自行车去上班；可一进手术室，这个其貌不扬的老头子立刻变得生龙活虎，目光敏锐，言语俐落。老头平时爱做木工活，叮叮铛铛锤锤敲敲。我想不通他白天在医院给患者的头盖骨上钻完孔，怎么回家了还是喜欢在木头上钻孔呢。片中除了主人公Marsh医生，还有两位个性鲜明的重要人物。一是Marsh医生在乌克兰的好友，脑外科医生Igor Kurilets，二是他的 病人Marian Dolishny。Igor医生很外向，面对镜头总有很多的话要说，在苏联解体后社会环境迅速变化的乌克兰，除了治病救人的个人理想之外，Igor医生还有不少政治诉求——他想在腐朽低效的国家医疗体系之外建立高效先进的私人诊所；而因为Marsh医生这样的“海外关系”，他面临着很大的 舆论压力与病垢；可他临时租用的医院却是曾经处处排挤他的前克格勃系统的医疗大楼。Igor医生崇拜乌克兰的 民族英雄哥萨克人，认为自己也是直面变革搏击逆境的斗士。Marsh医生和Igor医生在乌克兰相遇，两人最兴奋的是打开Marsh医生的大箱子把玩他从英国带来的各种二手医疗器械。Igor医生的妻子要来开饭，Marsh医生像个小孩一样恳求：“让我们再玩十分钟。”Igor医生的诊所买不起进行脑外科手术的 医疗器械，一个在英国做完手术就扔掉的钻头可以在乌克兰用上十年；而装钻头的电钻还有吸除肿瘤的吸管也都只能去卖钉子锤子榔头的五金市场采购。病人Marian的性格与Igor医生完全相反。Marian穿着灰暗的西式蓝外套，对着镜头腼腆的笑着，上门牙左右两边的牙齿各掉一颗，这让他看上去有点像只卑微的土拨鼠。Marian很安静，医生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从不争辩，甚至连问题都没有。由于脑肿瘤而引发的癫痫已经把这个年轻人折磨得没了生命的活力，贫苦的他除了相信医生把自己的命运交给Marsh医生与Igor医生之外，别无他法。电影除了细节刻画手术过程之外——很多时候甚至过于细致，钻头在头骨上高速旋转的兹兹声，锯齿切开坚硬头骨的咯咯声让影片的某些片段如同恐怖片一样可怕——最引人思索的是Marsh医生对待手术的态度。Marsh医生并不忌讳谈论手术的风险，对医生所掌控的决定患者命运的能力也直言不讳。影片除了追随Marsh医生的乌克兰之行记录Marian的肿瘤摘除手术外，还有他访问以前手术失败的一位乌克兰小女孩家属的过程。Marsh医生说因为他的失误，在救助小女孩的强烈愿望下决定冒本不该冒的风险实行 开颅手术，结果手术失败导致女孩子的寿命缩短了两年。“面对患者的求生意愿，医生很难什么都不做，”Marsh医生承认，“你无法告诉患者‘没办法了，请回去等死’这样的话，可事实上有时却只能如此。”